……对意义的向往有朝一日堕落成了关乎自我实现的问题，那时它也就没了指望。

如有学者认为，《物权法》没有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给地方政府机关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留下了法律的漏洞。其二，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以物权法无法承受公共利益界定之重回避了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这使得学界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满怀希望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迫切愿望没有实现。

从内容上看，公共利益是一个使用极其广泛的重要法律概念。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第三，对中国相关问题有所涉猎者，也大多大注重立法早已明确的问题，而很少谈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以公共利益之名损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问题。(5)公共利益的认定方法和认定程序。目前所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都试图使公共利益的定义具体而不含糊。

公共利益是现代世界各国法律中普遍出现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以篇名为检索项，检索结果为：共有1794篇论文。2000年，我们的第14届会议在新奥尔良顺利召开，[61]在1998年时至少有2500篇此领域主题的文章发表（因为我限制了检索的内容，与1976年泰普（Tapp）使用的术语相同或相似，无疑数量总体上是被低估的），并且现在大约有20项法心理学研究生项目，至少有7项可提供心理学与法学的双联学位。

[123] 几乎毋庸置疑，对于法心理学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律师、法官和政策制定者们，很典型是没有接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当这些成果对于法律假设来说至关重要时，除非研究成果支持他们的特别观点或立场。Training in law and psychology: Models from the Villanova Confer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1301-1310. [97] Bersoff, D. N., Goodman-Delahunty, J., Grisso, J. T., Hans, V. P., Poythress, N. G., Poythress, N. G., Roesch, R. G. （1977）。——译者注 [2] Cairns, H. （1935）。虽然对研究工作的检讨是超越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我在此提到的这个模型，作为我们工作以后应努力的方向，给出了一个范例。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 White, G. E. （1976）。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hite, G. E. （1972）。

实际上直到1994年，法心理学才在《美国法律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66]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这里有很少，甚至是没有实证数据来支持我的观点。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18] Ogloff, J. R. P. （2002）。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aw of evidence—Memory. Harvard Law Review, 41, 860-871; Hutchins, R. M., Slesinger, D. （1929）。

这一次，其它一些国家组织的法心理学家们将会被邀请与会，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会议。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尚未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找到明确出路，并且鉴于其应用的特性，在那些支持心理学现状的人们中，法律心理学家的很多研究工作并不讨其喜。[55] 在后见之明的优势和推测之下，一些作为运动衰落的可能原因要素浮现了出来。首先，重要的是把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报告送到对那些法律界人士来说有获取来源的地方。

此外，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已经宣布了一个拨款计划，其把暴力防治领域设置为资助的目标领域。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12] Kagehiro, D. K., Laufer, W. S. （1992）。

[62] 据期刊现任编辑Richard Wiener博士透露，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的商务会议于2000年3月在新奥尔良的双年会议中召开。要求法心理学家要掌握法学知识——尤其是与他们自身研究领域相关的法学知识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一要求是合乎道德伦理的。

Law and psychology: A movement whose time has come.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994, 581-630. [67] Grisso, T., Sales, B. D., Bayless, S. （1982）。这篇文章是发人深省的，希望其将鼓舞一些人回到我们领域的最初根源上，这也反映在了萨利姆·沙赫（Saleem Shah）的言辞中，其作为法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曾说过：对心理学和法律进程、社会进程间互动的根本挑战是：引入相关的知识与技巧，用于解读最主要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从而使社会政策与实践能够和公平、权利以及正义的内涵更加相符.[72] 有人甚至会问，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效果如何，例如陪审团以及陪审团决定——此领域是我们法心理学中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的一个领域。除了景广和劳费尔的研究外，[112]斯莫尔也分析了在1986年到1991年间发表在《法律与人类行为》的文章的研究领域。[7]恰恰相反，我的目标是更为批判性地回顾，为的是向我们已做了的以及未做成的汲取经验和教训。麦尔登敦促法心理学家们要注重‘像律师一样思考，并且即便是不能成为法律界人士，但也要变成一位惬意的客人.[94]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想要在法律界感到舒适，比起接受法心理学培训，特别是那种提供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知识的培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很多作者已经认识到了法心理学的培训与教育的重要性。  【注释】 [1] 目前指即本文发表的时间。

尽管对闵斯特伯格的审判产生了激冷效应，但是，心理学家们仍然继续投身于法心理学的研究和写作，这种态势很好地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衰退下去，但它并没有消亡，并且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学中来的痕迹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还零星的显现出来。

甚至在法心理学活动发生最多的临床法医心理学（clinical forensic psychology）中，考虑到所涉及的独特法学与理论视角，评论家们注意到了临床心理学家们工作的困难。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rchives of Psychology, 42, 8-22. [43] Burtt, H. E. （1925）。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53] Kalman, L. （1986）。一个世纪多之前的哈佛大学，在查尔斯·爱略特（Charles Eliot）校长和法学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3]院长的指导下，三年制的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已经开始。

而在法学中的其它运动的发展却克服了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的最初压力（比如法与经济学）。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Schlegel, J. H. （1979）。最后，会议的信息在其它会议中也有所披露。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p.219. [3] 另可译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

1997年委员会代表组成的（打分）结果是，只有75个人为41学会打了十分——而大多数人只给了41学会1分或2分。另外，心理学家伯替曾经针对这一主题写过一篇法律评论文章。

尤其是有全球560多名会议注册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因此，仅仅知道何种类型的审前公开能够影响陪审团是不够的，例如，（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及媒体是怎样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

（一）、花易其名亦芬芳？领域的命名与释义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引起诸多困惑与关注的问题：法心理学这个领域该如何称呼。Training and credentialing in forensic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17-232. [80] Brown, M. R. （1926）。

在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更不要说共同课程了。[57]毫无疑问，法律现实主义的失败，和对其它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应用一样，对法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激冷效应例如，法心理学在介绍心理学的课本中仅在无关紧要处会有所提及。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在本文前言中很多观点来自于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

尽管对数据解释有合理理论的差异和分歧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教条地违反科学基本准则并不会有助于我们法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心理学家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美国心理学协会，1992）中的道德标准1.04（能力界定）表明心理学家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提供服务，进行教学和开展研究，这些工作都必须以他们自身的教育、培训、被指导的经历，或者合适的职业经历为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维纳（Wiener）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分析法学（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的模型。甚至在法心理学活动发生最多的临床法医心理学（clinical forensic psychology）中，考虑到所涉及的独特法学与理论视角，评论家们注意到了临床心理学家们工作的困难。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Recommendations for lineups and photospread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2, 603-647. [76] Grisso, T. （1986）。近来，欧洲法心理学协会和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商定在2003年召开另一次联合会议。